金融开放蹄疾步稳取得多方面进展

近期，中国通过一系列表态和实际行动宣告了坚持扩大开放的决心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庄严宣告要“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”，进博会顺利举办，15国共同签署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等，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行动表明，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，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开放稳步推进。这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有力回击。

作为实体经济的血液，金融业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过去两年，金融业开放不断迈出重要步伐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。

“未来，金融开放将继续稳步向前”，这是当前中国金融业的基本共识。10月21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强调，金融系统要认真落实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，推动新一轮发展和改革开放。

高水平开放蹄疾步稳 对外资吸引力持续增强

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，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，但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可谓蹄疾步稳。

当前，中国彻底取消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，外资金融机构积极进入中国市场。2018年以来，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、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。2020年5月份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进入中国市场。

中国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。例如，允许外资银行分行和子行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，适当调整了基金托管人净资产准入标准，简化申请材料，优化了审批程序。

此外，中国还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。今年前9个月，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。《金融时报》记者日前获悉，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有望推出。人民银行正在与香港货币当局一道，会同各方研究探讨“南向通”的框架性方案。

不断开放的中国金融业也让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。截至今年10月末，中国债券市场余额已达114.6万亿元人民币，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，共有877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券市场，持债总量为2.98万亿元，占中国债券市场总存管量的2.6%。

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729亿美元，其中，净增持境内债券596亿美元、股票133亿美元。截至6月末，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债券余额3691亿美元，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股票余额3684亿美元，比2019年末的余额分别上升13%和16%，债券余额是2016年末的3倍，股票余额是2016年末的3.4倍。

“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。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的视频致辞中指出，金融是竞争性服务业，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，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，实现互利共赢。

高水平开放推动高水平竞争 中资机构不断成长

金融业高水平开放不仅惠及外资机构，也有助于中国金融业发展和效率的提升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成长大有助益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在接受《金融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入和市场准入放宽，国际金融机构料将加速进入中国市场。全球竞争者的涌入将激活“鲶鱼效应”，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行业对资产定价、风险管理、资金融通等核心能力的提升。

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、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宗良告诉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，中资金融机构要做好与境外金融机构竞争的准备，发挥好其在市场和机构等方面的优势。

数字化转型是多位专家提出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方向。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，近年来，我国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认识到金融科技的重要性，将金融科技应用于业务和风险管理场景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程实也强调，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，金融科技是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保持竞争力的关键。外资金融机构具备更成熟的全球市场经验和高端技术产品，外资银行业务准入的放宽将会对本土金融机构构成全新挑战。而借助金融科技洞察用户需求、提升渠道效能以及精准防范风险，将显著增强本土金融机构在开放市场中的抗压性。

开放，当然不只是“引进来”，同样要“走出去”。“近年来，中资银行的对外发展一直在稳步推进。例如，中资银行的国际化业务得到快速增长。2018年以来的相关数据已经清楚表明，整个境外业务的发展势头良好。” 连平表示。

“走出去”更多体现在国际化方式的多元化。过去，中资银行“走出去”的主要方式是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。而现在，中资机构也会通过控股或者兼并重组、参股等多种方式实现国际化发展，同时，对外服务能力、国际业务竞争力也不断提高，一些境外的中介业务占比规律已经证实了这一趋势。

专家认为，尽管开放是大势所趋，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，审慎推进金融开放，及时防范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，守住风险底线是金融开放成败的关键。

程实对《金融时报》记者表示，提速的中国金融开放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推进器。要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，稳妥有序推进高水平开放。加强宏观审慎管理，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，建好各类“防火墙”，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，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。